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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有朝一日,阳光照耀下的人都将是自由人

作者:李公明  来源:澎湃新闻网  发布日期:2017-06-26  浏览次数:

白·巴丹德、罗贝尔·巴丹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马为民、廖先旺、张祝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原名《孔多塞——一个从政的知识分子》。目前这样的改译有其好处,“政治理想”的确是从启蒙运动到大革命中的孔多塞最突出、也是最耀眼的精神特征,放在今天的世界更是对知识分子和现实政治最直接的精神拷问。但是也可能会减弱了原书名中对“从政”的强调,而这一点的重要性正如译者所说的,该书“向人们绘制出一幅知识分子从政的悲壮画卷:一个在抽象思维世界中致力于哲学思辨的知识分子卷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忠于政治理想,恪守道德信念,主张团结,群而不党,却为残酷的党派斗争所吞噬”(译者前言)。那么,“一个从政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或许可以兼顾该书的这两个关键议题?知识分子应该有何种政治理想?是否应该或应如何“从政”?从政的结局如何?虽然这都是自柏拉图以来就有的问题,但无疑是在启蒙运动以后变得更有普遍性和更为严重和尖锐。孔多塞作为数学家、哲学家和“启蒙运动最年轻的代表人物”、“百科全书派的最后一名成员”而全程投入了法国大革命,其政治理想与失败命运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和强烈的象征意义。

《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该书第一部分是“投身政治活动的哲学家”,第二部分“政治家”,紧扣“从政的知识分子”这个主题。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注意的是,“他的一生包含两个方面:对原则的思考和为确立这些原则而进行的战斗。因此,说孔多塞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后来又成为政治家,这是不够的。在他看来,不能将理性同正义分开,把科学和政治隔离,否则就有悖于他的道德观了”(33页)。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从孔多塞的道德观看来,理性、科学与正义、政治根本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之间最牢固的连结点是“原则”——对原则的思考和为原则而战斗是不可分离的。如果说他后来的“从政”是命运使然的话,作为“政治人”则是其思考理性与原则的必然结果和基本底色。可以说,回避政治甚至以此自视为有道德洁癖,其实就是不道德的。

作为伏尔泰、达朗贝尔和蒂尔戈这些启蒙巨匠的“精神之子”,孔多塞的政治理想原则是正义、自由、理性、民主、平等、公正、进步;他反对特权阶层、君主制度、贩卖奴隶、司法黑暗、死刑;他提出和积极推行许多具体的政治主张:共和制、立宪、公共教育、自由贸易、货币改革、财政改革、犹太人权利、妇女权利、十进制度量衡……当他特别强调公共教育重要性的时候,他把公共教育与政治紧密相联系:教育可以对人施加绝对的影响,“只需要教育人民、发展每个人的理性,就可以结束公众的不幸”(49页);他相信公共教育可以提高共和国公民的素质,使所有人都知晓自己的宪法权利,知道所有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再也不会把任何利益的获得看作是政府的“恩赐”。当他揭露和批判司法黑暗的时候,他坚信“没有比涉及自由的东西更重要的了”,“在压迫人的所有方式中,我感到合法的压迫最可憎”(42页),因此他的愤怒是呼唤司法正义的火焰:“你们握有生死予夺大权,却对你们判决的动机秘而不宣。你们的司法程序拒绝别人给被告出主意,不让被告了解起诉他的程序,而你们却要人们喜欢这种程序……在你们的立法下,偷几个小钱就被处死,掩盖怀孕就按杀婴论罪……”(101页)这些政治批判和政治理想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褪色,它们既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同时其中也有很多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先声,如妇女权利、废除死刑等等。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种种议政建言容易被“有经验的人”看作是幼稚、不成熟,但是对于蒂尔戈出任大臣、孔多塞在连续发出的12封信中提出“满是些急不可待的各类建议”并且收到对方“半觉好笑半带愠色”的回信,作者引用20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对政治事务通幽洞微”的埃德加·富尔的话说:“大概是空想主义者(孔多塞)更有道理……正如在重大转折时期经常出现的那样,正是急不可待、强求、苛求构成了真正的现实主义。正是在一位大臣上任之初,才可能做出最大胆的事情来”(60页)。回头看历史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的幼稚、激进与政客们的成熟、保守对于改革运动结局的可能性影响也并非只有一种固化的说法。也正是在这段他作为未来政治家的“实习期”中,孔多塞已经完全明白“在这个制度下,阴谋和权势集团的利益总是要压倒正义和公共利益的”(83页)。因此在1788年,当政治斗争形势趋向尖锐、明朗的时候,“谁都同意谴责专制主义,但是在这同一名词的背后却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压迫。为了避免概念含糊不清,孔多塞撰写了一个小册子,揭露了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不代表国民的立法机构的专制主义,特权阶级的专制主义,教会的专制主义,财政的专制主义,军事的专制主义和法庭的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消灭,因为摧毁君主专制并不足以建立自由”(147页)。接下来,“伟大的历史风暴要来了。孔多塞丝毫不想躲避它,也不想作壁上观。哲学家时代过去了。政治家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政的哲学家时代已经到来”(149页)。在今天有些已经不再年轻的读者的心中,这句话可能会激起波澜,会仿佛重新感受到历史风暴即将席卷而来的那种气息。

孔多塞

进入政治家生涯之初,孔多塞马上感受到在这个舞台上被忽视、被冷落的惆怅心情。在贵族和平民之间,他两边都不讨好;他的文章写得越有理性、越务实,就越难以使那些狂热的人们愿意听他说些什么。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失败,眼看着曾经一起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朋友们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声誉腾飞,这时才知道自己在这个舞台上的真实位置,才真正体会在政治辞典中“位置”的真实含义。当然,这没有妨碍他继续给朋友们出出主意、敲敲边鼓,帮助那些已经出头露面的朋友们继续赢得了声望。“在这些日子里,历史甚至对他不屑一顾”(161页),这可能也会让今天的读者和回忆者内心泛起轻微的惆怅。人们今天都记得孔多塞对那份作为法国大革命重要精神成果的《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有所贡献,但是应该知道的是他更重要的贡献是对这份文献的不满。他批评该宣言使用了一些过分含糊的措辞,只是宣布了一些普遍的原则,而没有进一步“明确规定出必要的保障措施,使公民能够确实享受到这些权力”(162页)。浪漫、狂热与理性、务实的背离是在这场革命中自始至终笼罩着他的巨大痛苦,还有就是在立场、观念与朋友、阵营之间的撕裂和选择站队使他痛苦地难以适从;当职务降临的时候,他信奉的合法主义甚至使他从没想过接受国王的任命会给他日后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在为共和制度呐喊的辉煌瞬间中,他和潘恩制订的一个唱红、一个唱黑的笨拙策略反而得到相反的效果;在政治斗争中,他的敌人以造谣败坏他爱妻的道德名誉,实现对他的污名化,这使他痛苦不堪;他从反对死刑的一贯立场出发而公开反对判处路易十六死刑,而在革命进入最恐怖疯狂的时刻,本来可以逃离风暴眼的他被国民公会匆忙通过一份在他看来是极为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宪法草案彻底激怒了,写了一份对胜利者的指控书,虽是匿名却很容易被查实,于是他突然就走到了逃亡和死于监狱的悲惨尽头。

孔多塞的从政悲剧说明怀抱“政治理想”而“从政”的知识分子注定要在两个层面上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第一个层面是“从政”中的政治运作对个人的道德感——也就是“政治理想”的重要源泉——的挫败,这里并非指政治行为中易于产生的腐败等等,而是指坦诚、独立、尊严等道德品质与情感,政治参与越深,这些原以为可以毕生恪守的道德感就越败坏。第二个层面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政治理想越纯洁、越坚定就越容易导致从政的失败,直至命运的悲惨结局。一部知识分子的从政史,这两个方面的实例无数,令人唏嘘之余,甚至还使“政治理想”成为被反思、被警惕的“反面教员”。但是,在他身后,法国十九世纪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在那本至今仍足以使无良政客畏惧的名著《政治的罪恶》(蒋庆等译,改革出版社,1999年4月)中引用拉贝莱(Rabelais)的名言来抗衡“政治的罪恶”:“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泉下有知,孔多塞应该略感安慰吧。

从孔多塞必然会想到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其巨著《启蒙运动》(上、下,刘森尧、梁永安译,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中说,“如果有哪个时代最需要启蒙运动的人道目标和批判方法,那就非我们的时代莫属”(下册,21页)。他并非不了解启蒙运动的局限,并非不了解后世对启蒙运动的种种非难,但他仍然坚定地捍卫启蒙运动的永恒价值:“这一切都没有减损启蒙运动人道愿景和自由愿景的永恒价值,或减损其批判方法的永恒有效性……适用于十八世纪的道理也适用于今天:这世界需要更多的光;克服启蒙思想缺点的处方不在回归蒙昧主义,而在追求更大的启蒙。”(第653页)更让人动容的是,盖伊把对启蒙运动的肯定看作是自己作为“政治人”的信念,他说:“我认为该是以政治人而非史家身分表明我信念的时候了。”于是他写了一部题为《批评的桥梁》的小书声援启蒙运动,并希望读者把它看作是这部作为历史著作的《启蒙运动》的政治后记。

在这部孔多塞传记中,两位作者的一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对盖伊的回应:“他,这个流亡者、这个遭追捕的人,在宣告:人的尊严将普遍得到承认,教育所传播的理性将在各个大陆埋葬掉对人的不可容忍的奴役,这样的一天一定会到来的。这个流亡者在宣告:“有朝一日,阳光照耀下的人都将是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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